“闲着不挣钱，怎么养老？”“家里没地了，要挣钱还得打工，”“养老保险，够我养老吗？”

四名高龄农民工的活法

记者 黄康 文/图

史忠亮深夜劳作。

正在卖菜的桑国秀。

蒲仕忠冒着寒风在清扫街面。

冬日的北京，北风让早晨外出的人能感受到刺骨的寒意。然而，就在这样的凌晨却有这样一群年岁已高，却依然辛苦劳作的打工者在默默地工作着，为城市修管道，运送新鲜蔬菜，打扫卫生……11月5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近这样一群人，看这样一群高龄农民工的活法……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与总量连年冲高，且从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尤以建筑业为重。今年最新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高龄农民工的绝对数量更进一步冲高至4684.545万人，接近4700万人，从年龄段看，50岁农民工，从2010年的12.9%上升至2014年17.1%。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而在社会保障方面，高龄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建筑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参保率分别仅有5.4%和3.9%。

“闲着不挣钱，怎么养老？”

11月5日凌晨1:46，在北京东城区安德路与旧鼓楼大街的交会口，戴着一顶绿色迷彩帽披着一件红色荧光薄夹克的史忠亮，往自己手里吐了口吐沫，然后抡起锄头用力地刨起土来。

来自河北沧州的他，下个月就要过自己64岁的生日了。已经干了5个多小时活的他决定歇口气。和他一道的老乡们正在从路边的大卡车里扛10CM口径的钢管，停放一旁的切割机不时响起，火星四溅，把满脸的沟壑映得分外清晰。声音嘈杂，史忠亮几乎是靠比划跟《工人日报》记者交谈。就这样，史忠亮一边干活一边和记者交谈，直到早晨6点才勉强歇了会儿。

年年都会出来打短工的他说，自己一般是春出冬回，每年都会在外地待上八九个月。“活多时，一月能挣上两三千元钱，快抵上家里五亩枣林半年的收入了。”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像这样跟着老乡帮电信公司铺设地下管道，一晚上能挣120元钱，虽说工钱年底才结，可晚上比白天挣的多。”

史忠亮觉得干起活儿来自己并不老：“搬砖、抹灰、搞卫生、挖沟铺砖我都行。抡盖子，师傅挣180元，我挣100元。”指着人行道上的井盖，他补充道。膝下的儿女也在外打工，上次见到同在北京当厨师的儿子，还是今年春节。

谈起为什么出来赚钱，史忠亮说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趁着自己身体好，多干几年好攒点钱能给自己养老。“闲着不挣钱，怎么养老？” 说起住的地方，史忠亮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出来挣钱，不能要求太高。他和老乡现在帐篷里住着，两个帐篷，住20多个人，吃馒头管够，这就行啦！说起这些，史忠亮显得很知足。

“家里没有地，就得靠打工”

11月5日凌晨2：46，桑国秀此时正和儿子从北京香山附近的出租屋去往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新发地果蔬市场的路上。4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8岁的孙子正在酣睡，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颍上县老家两个读初中的孙女不知睡得可好。

9:00，记者在北京西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的新民菜市场见到她时，她正拿着啃了半口的烧饼一边吃着一边和顾客就一撮白菜是两块六毛四还是两块五在讨价还价。今年57岁的她，白了半边头发，上秤、算钱、拾掇摊位看起来仍然十分麻利。

1993年，她和老伴带着15岁就辍学在家的儿子来北京谋生。在海淀区人民大学西门附近的部队干休所大院市场卖菜，一干就是15年，直到2008年市场拆了才来到这边。“搬过来之后，生意就难做了。”她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她这个摊位每月要缴5000多元的摊位费，200元的卫生费，塑料袋还得从市场买那种两毛一个的。“难做也得做，人要吃饭，没钱就出来挣钱。就这个理。”一旁的老伴插了一句。

异于少言讷语的老伴，桑国秀说话时总是乐呵呵的，可谈到两个在老家寄宿学校的孙女，她有点语噎。原来，早先孙女也跟着她们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分校读书，因为要回去考高中，所以初二就回老家了。“特别想她们。”“想有什么法子，就是留守儿童。”在一旁搬菜的儿子补了一句。“孙子今年8岁，在和平里小学读二年级，以后也得这么办。”

桑国秀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己在老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但家里因为征地没有地了，要挣钱就得靠打工，一家人已经三年没回安徽老家了。桑国秀说，看到电视上，好些国家好政策我们也可以享受，可我们不在家，也不能知道，在这里也顾不上打听。老人憨憨地笑着说，“也就想想，趁着身子板还硬朗多干点活，给自己多攒些养老钱。”老人紧接着补了一句。

“养老保险，够我养老吗？”

11月5日凌晨3:46，山东菏泽鄄城的孙师傅到了出门的时间。从2012年1月29号第一天上班起，在什刹海保洁队一队已经工作了三年11个月的他除了一年五天的假期每天准点起床，风雨无阻，和三位工友负责地安门外大街的环卫工作。一天近1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们每人要清理四五车的居民生活垃圾、行人乱扔的果皮纸屑垃圾，然后用脚踏车送到另一条街的垃圾站。

50岁之前没离开过家的他，一直在家里的砖窑厂干活，后来县里要建工业园，把砖窑厂拆了，自己也就没活干了。“家里挣钱少，这把年纪了也得出来找活干，孩子他娘在假发厂捋头发，一个月拿1000元钱。家里四个小孩，有两个还在读书，正是花钱的时候。”他告诉记者。

和20多位工友住在新开胡同两个上下铺的平房里，孙师傅感到很满足。在他看来，不花钱，咋住都行。省一点，就是攒一点。除了能免费住，让孙师傅满足的还有活了大半辈子，自己居然能有保险。他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每月交209元钱养老保险、单位补贴一部分，比在家一无所有强多了，自己出点也甘心。2006年，当地政府以一亩地补贴1200元的价格征用了自己家里的十亩后，孙师傅一直盘算着自己干不动之后，怎么办？养老保险，让他看到了盼头。

在养老保险这个问题上，二大队的蒲仕忠显然比孙师傅想得深。老家在四川广元剑阁县元山镇的他今年55岁，下颚一茬茬的白胡须，让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上许多。和儿子相依为命的蒲仕忠在北京待了9年，原来在西直门干环卫工，2011年来到什刹海保洁队二队，和另外一位工友负责鼓楼到东不压桥的1000多米的主干道保洁。说起养老保险，蒲仕忠又激动又疑惑。他告诉记者，自己以前没交过养老保险，现在交了四年多了，可还有五年就退休，没有达到国家政策规定要求的15年缴纳标准，也从未听说有组织集中补缴的说法。蒲仕忠有点担心：“养老保险，够我养老吗？”

采访手记

高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他们用自己年迈的身躯撑起一个个家庭的半边天际，他们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双手讨生活。他们既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劳动为社会奉献的基石。

采访的过程中，略显生涩的他们，或悲观或乐观，但身上的那份质朴，始终令人感动。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龄却背井离乡打拼。这些高龄农民工也盼望着“上面的好政策”。但囿于自身信息获取渠道上的闭塞，即使有好的政策出台，他们也不能及时获取并共享。再加上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种代际传承，恐怕还要延续下去。

每当问到出来干活时的理由，他们回答的都很干脆。“没钱花，不得出来挣？”这一答反倒把我问住了。是的，多挣一点钱，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早日过上好日子。他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这份不想吃闲饭的自强不息，谁又忍心阻止呢？就像一位媒体人说的那样，改变不了老人们还要继续工作的现实，那就在他们工作当中，给予更好的认可，有待遇、保障上的，还有周围人的尊重和态度。采访完蒲仕忠，我提出和他握一握手。他有些错愕，先是一愣，然后把扫帚靠在胸前，伸出来两只大手，握住的那一瞬间，那双粗糙的手一直在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