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一片广场,就会有跳舞的人群。一向内敛的中国人,如今也在大庭广众之下翩翩起舞、自得其乐,广场舞的魅力实在不容小觑。然而在广场舞大热的背后,却常常与负面新闻扯上关系:高分贝音响扰民,侵占公共场所,甚至有的广场舞团队为了“抢”地盘而剑拔弩张。广场舞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回避,要有效监管,还须群策群力。

　　广场舞越跳越火

　　每晚7点,只要不下大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就会聚集起四五支跳舞的队伍,其中芷江梦蝶广场舞群是人数最多的。这个广场舞群成立已经3年,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200多人。

　　芷江梦蝶广场舞群的发起人黄瑞英介绍说:“我们这里每人每3个月缴纳10元,这些钱用于购买、维修音响。算下来,差不多一天也就几毛钱,教舞基本上是免费的。附近居民吃完晚饭出来散散步,有兴趣的就会加入进来。广场舞简单易学,跳着跳着劲头就来了,所以人越来越多,有公司白领,还有知识分子。”

　　跳了4年广场舞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广场舞现在年年都有新花样,以前伴奏音乐最多的是东方红系列,现在是各种流行音乐,舞步也从最简单的发展到迪斯科、民族舞和有氧健身操等,让大家越跳越有兴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广场舞之所以让很多人上瘾,是因为它紧跟潮流、与时俱进。现在70%左右的广场舞其实是有氧健身操,已经跟健身完全融合。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有时间就想去健健身。”这是跳舞市民的心里话。他们选择广场舞,就是看中它门槛低、费用少、运动量适宜。

　　63岁的王先生才跳了4个月,14年的脂肪肝竟然不药而愈。40岁出头的李先生跳了半年多,腰围从2尺6缩到2尺4,他说:“健康最重要,跟女同胞们一起跳舞也很开心。”

　　扰民问题亦突出

　　然而,并非所有市民都赞同跳广场舞。家住上海市闵行区的王先生说,自己所在小区的公共场地面积本来就不大,每天晚上6点半就被广场舞团队占据,抢占了其他居民的休闲空间。此外,广场舞使用的音响带来巨大的噪声,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家住上海市西藏南路的应先生因为不堪广场舞噪音之扰,打了不少投诉电话,但收效甚微。“打绿化市容热线,人家说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问环保部门,他们说只负责检测企业噪音,不检测生活噪音”。

　　据了解,去年,闵行区文广局为改变广场舞扰民的现状,对100个市民广场文化设施进行改造,统一了灯光、音响、标识,希望让广场舞和其他市民活动更加安全、可行。但问题也由此而来,有20至30个场地位于小区内部或周边,仍然对小区居民造成困扰。以前跳舞的还能听劝,如今变得有理了。由于影响居民日常休息、打扰孩子做作业,广场舞的分歧进一步激化。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跳广场舞的人有活动的权利,而受到影响的人有居家生活的权利,两者之间不应该成为矛盾。双方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让居民了解跳舞是一种正当的活动,让跳舞者意识到跳舞也会产生负面效果,达到民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跳舞也需要规则

　　对跳广场舞持反对意见的李先生认为,法律确实不禁止广场舞,但对噪音扰民是有明确规定的。建议有关部门对噪音的标准进行设定,并能设置分贝监测仪。有标准,可监测,哪怕起争议,也有依据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文杰提出,广场舞团队遍布全市,是否可纳入网格化管理。利用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平台,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此外,广场舞管理是否可以引入适当的奖惩机制?比如通过区社体中心或者街道,为辖区内广场舞团队设立年度奖励基金。广场舞团队活动没有发生居民投诉,就予以奖励。反之,可以要求团队停止活动并及时整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鲍勇剑表示,怎样才能“舞照跳,人人乐”?要鼓励各个社区尝试自己的治理方法,调动居民的才能,设计解决方法。只要充分沟通,相互尊重,办法一定比问题多。这也是对管理部门创造性寻找社会治理方法能力的考验。应该和跳广场舞的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的管理规则。例如,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她们有理由维护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因为她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签署协议,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等。（本报记者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