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这12个字在花都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邓碧君看来犹如一把尺子：这是用来检验司法工作效果的尺度。以此为标准，邓碧君积极为民众提供诉讼指导、帮工人讨薪、送法下乡。

　　“很多基层民众缺乏法律知识”，邓碧君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为普及法律常识、更好帮助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她积极推广“立案诉讼指导员”制度，现在花都法院全部青年法官都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而为了更好解决纠纷，邓碧君主动参与诉前联调工作，2013年她指导立案庭诉前联调工作室通过诉前联调机制调处纠纷4198件。在立案庭工作期间，邓碧君处理了多起工人讨薪案件，帮助工人讨回工资超过600万元。

　　推广“立案诉讼指导员”减少当事人等待时间

　　近年来，随着花都经济的高速发展，法院受理的民商事纠纷逐年激增，法官办案压力沉重。据统计，花都法院每年收案在1.5万件以上，其中2013年就达到了1.6万件，但负责立案的工作人员只有4名，人均年立案3700多件。

　　为此，邓碧君开始探寻更为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经过调研，她发现人民调解是一种符合我国特定国情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加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协同运作，构建多元化的调解机制，尽量把民事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诉讼之外。基于这种观念和认识，她撰写了《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互补与衔接》一文，从组织、程序、效力、救济等方面对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如何进行衔接提出了初步的操作意见。

　　恰好此时，花都法院党组开始推行诉调对接的花东调解模式，与花都区司法局合作，在各派出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由司法所向人民调解工作室派驻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依托花都法院推行的花东调解模式，邓碧君通过邀请人民调解员协助，对部分婚姻家庭案件和简单的债务案件，及时联合当地的妇联、村委会等基层组织进行调解，以更好地化解纠纷。

　　在基层工作中，邓碧君发现，大多数基层民众普遍缺乏法律知识，而且他们对自身合法权益了解不充分，往往对诉讼抱有过高期望。针对这一问题，邓碧君在立案初期先做好诉导工作，通过对当事人进行诉讼知识的普及、诉讼风险的提示等，促使当事人对诉讼有合理预期。

　　同时，邓碧君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积极推广“立案诉讼指导员”制度，将她在立案初期的诉导工作经验在花都法院青年法官中推广，为他们搭建了一个主动服务群众的平台。而当事人到法院起诉时，也可以得到专业的指引，及早补充资料和证据，减少了当事人等待时间。

　　案件高效调解七成当天立案当天履行

　　作为立案窗口的法官，多年直面群众的工作经验使邓碧君深深感受到：法院办案任务重和办案人员相对不足的矛盾日趋严重，将直接影响到审判效率和质量，造成民众对法院工作的误解，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不断提升调解能力。

　　在借鉴外地其他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邓碧君开始探索建立一套简便快捷的立案调解程序。充分利用立案窗口与当事人直接接触的便利，在审查立案材料的同时就征求当事人的调解意见，当事人同意后立即以电话等简便方式组织或预约调解。调解成功的案件直接签发调解书，98%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当事人，70%的案件做到“当天立案、当天调解、当天结案、当天送达、当天履行”。她经手的立案调解案件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不能调解的案件则迅速进入审判程序，大大提高调解效率。

　　在当前的转型阶段，法院也经常遇到一些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纠纷，这些纠纷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并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2012年5月1日，花都狮岭一家叫统程的拉链厂倒闭，老板“走佬”，60多名工人被拖欠工资，因此情绪激动聚集上访。“我们一方面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联络老板”，邓碧君当时也参与这起纠纷的处理，他们一方面安抚工人情绪，另一方面通过法律程序变卖工厂设施给工人发工资，并在4天内全部结清了工人工资和补助费。

　　据介绍，邓碧君先后处理过多起类似案件，在立案庭工作期间，共为务工人员追讨工资达628.7896万元。

　　司法服务送到村民家门

　　在推进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花都区变“被动”为“主动”，采取“送法下乡”做法，在4个村庄设立了“法官群众路线联系点”。2013年底，邓碧君成为了花山镇五星村“法官群众路线联系点”的法官。

　　在五星村，邓碧君利用其总结的调解工作经验，针对基层特有的家事、土地及农业承包、邻里、涉村社经济纠纷等案件归纳出不同的调解方法，将司法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如在家事纠纷的调解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到当事人家中，邓碧君找来当事人亲戚朋友、受尊敬的长辈、同村老人及村干部一起调解，有针对性地做疏导工作，将矛盾化解于法庭之外，将纠纷消弭于村民家中，解决司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9南方日报记者 黄少宏 通讯员 王建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