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就业群体，过去十年来，2.7亿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状况如何？最新发布的《2005-2015 农民工法律援助十年变迁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披露，虽然《工伤保险条例》在2011年做了比较大的修订，但工伤案件的索赔程序依然复杂。甚至，从维权时间在2年以上的案件比例来看，2010年之前的只有9.9%，而2011年之后则达到27.9%，耗时反而比此前大幅增多。

　　9月11日，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了上述《报告》。

　　用人单位通过单方保管合同避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唯一律师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介绍，从2005年成立至今，该中心在十年间共办理了上万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本次统计，就是以中心自2005年9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援助过的8346人作为统计基数，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工。

　　《报告》中，共总结出当前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普遍存在的9类现状和问题。其中，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提高，但用人单位往往通过单方保管合同或签订空白合同来逃避责任，被排在9大问题之首，亟待劳动监察部门引起重视。

　　据佟丽华介绍，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据中心统计的数字，在2993名受援人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220人，占7.3%。2008年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从2009年到2014年，在4678名受援人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有1025人，签订率已经达到21.9%。

　　但与此同时，很多用人单位却通过各种方式来规避责任，比如签完合同后单位收回，劳动者手中并没有留存；更有甚者，让劳动者签订空白劳动合同。

　　佟丽华说：“在1025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当中，合同由单位单方面持有的有194人，占4.1%；虽然所占比例并不高，但问题却不容忽视。”

　　比如，农民工安文中因单位无故辞退而提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但等到开庭审理时，单位却突然拿出劳动合同，而安文中本人都不知道是何时签订的这份合同。由于存在劳动合同，当事人双倍工资的请求没有得到仲裁支持。

　　佟丽华披露，除了合同由用人单位单方面保管外，有的用人单位还要求劳动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收回后才填写具体内容。

　　“如果劳动者签订了空白合同，那么劳动者的工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内容都可以由用人单位随意填写，只要不低于法定标准即可。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日后发生纠纷，很难证明当初单位口头承诺的工作条件。”他说。

　　工伤维权难每案必经“一裁二审”

　　农民工工伤救助难，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对此，《报告》指出，近年来，农民工工伤有积极变化，但程序复杂成本高的问题仍然存在。

　　《报告》介绍，自2005年至2014年底，该中心共为664名工伤农民工提供了法律援助。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工伤参保率有了一定提升，从中心成立至2008年5月31日，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为3.5%，2009年至2014年底参保率则为12.8%。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时至今日，农民工工伤维权程序复杂的局面，仍未根本性改变，安全生产难以保证。

　　佟丽华披露，一旦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与普通劳动争议不同的是，工伤待遇索赔往往不是一个争议，而是围绕工伤问题的“一系列”争议，如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是否为工伤的争议、伤残鉴定的争议、工伤待遇的争议等，而几乎每一个争议都需要经历“一裁二审”，这就造成了工伤维权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报告》以2011年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为时间节点，对2005年至2010年底、2011年至2014年两个时间段内的工伤案件维权时间进行了对比。

　　结果发现：从工伤发生之日至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所花费的时间，所占比例最高的都是在1年到2年之间，分别占到37.9%和32.6%；其次是维权时间在7到12个月的，分别为31.7%和22.3%；从维权时间在2年以上的案件比例来看，2010年之前的只有9.9%，而2011年之后则有27.9%，有了较大增长。

　　据此，《报告》认为，虽然《工伤保险条例》在2011年做了比较大的修订，扩大了工伤认定的范围，提高了工伤职工的待遇，并降低了用人单位的负担，但对于工伤案件的索赔程序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尘肺病多发监管主体亟待明确

　　《报告》指出，近年来，职业病案件受案率明显上升，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矽肺）病，已成为威胁农民工健康和农民工家庭的严重问题。

　　佟丽华介绍，从2005年9月受理的第一起赵泽文矽肺病案到现在，中心在这10年间共为44位职业病患者提供了法律援助，除了2人是噪声聋和2是中毒案件外，其他40人全部都是尘肺或者矽肺病案件。

　　“从受理的年份上看，近些年职业病案件有增多的趋势。很多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疾病，一旦发病后就无法再治愈，只能依靠医疗手段减轻症状或者维持现状，如果得不到补偿，职业病患者及其家庭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因病返贫的概率很高。” 佟丽华说。

　　《报告》认为，相对于普通工伤而言，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矽肺）病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往往在工作几年后才会发病。正因为这种“隐蔽”性，导致农民工在维权时劳动关系的确认就更为困难，或者即使确认了劳动关系，也因单位关闭而得不到补偿。

　　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职业病的发生常常是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个别人患病。有些大型企业的职工人数多达上万甚至十几万人，职业病危害不啻于定时炸弹。

　　导致职业病救济难的另一原因是诊断困难。佟丽华指出，2009年张海超之所以开胸验肺，就是因为无法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材料。

　　《报告》认为，正是在这种无奈无解的情况下，有些职业病患者放弃了法律救济途径，而采用上访、罢工、媒体曝光甚至围堵政府等非正常方式来维权。

　　佟丽华说：“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在2011年进行了修订，但职业病监管主体在法律上仍然不明确。”

　　国企热衷劳务派遣因可随意解雇

　　《报告》指出，虽然农民工社会保险发展迅速，但好政策落地依然需要时间。

　　比如，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待遇的先行支付制度，然而，直至2015年8月，在中心办理的5件先行支付案件中，只有1件得到了落实。

　　佟丽华介绍：“社会保险支付部门时常以没有具体细则，没有操作流程，不能通过电脑系统为由拒绝支付相关待遇。”

　　此外，《报告》还提出，国有企业热衷于使用派遣工应受到关注。根据《报告》，在该中心提供援助的164名劳务派遣农民工当中，用工单位是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政府）的有115人，占比超过70%。

　　《报告》分析认为，虽然从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到《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出台，对劳务派遣的约束越来越严，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即使付出一定成本也愿意使用派遣工。

　　“原因一是方便其随意解除员工，可随时将其‘退回’到派遣公司，而不必按照劳动合同法要求具备的法定解雇理由；二是可以不必担心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佟丽华说。（记者 余瀛波 实习生 李彤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