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以廉价劳动力、由生产低端产品而切入全球经济链条,逐渐发展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产能，并于世纪之交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世界工厂”在短期内提升了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在中国国内催生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富阶层，但在“世界工厂”里辛苦劳动的农民工却面临着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收入微薄。与城市工人相比，广大农民工的工资始终相对较低。过去二十年中农民工工资非但没有随着经济持续增长而相应增长，反而出现实质性的下滑势头。这是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开展的“逐底竞争”过程的结果，而“农民工”的身份又拉低了工资底线。

　　“有工作没生活”的状态。广大80后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工作地安家，只能维持出卖劳动力的工作状态，而其生活需求，则只能在工厂宿舍和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中得到有限满足。他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融入城市都面临困难。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就成了“漂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不能通向一个长远的生活目标。

　　“我是谁”的问题。这一问题困扰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间，“不爽”正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迷惘、彷徨、紧张、焦虑、痛苦甚至愤怒，制造了个体的创伤，也容易累积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企业责任与政府责任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这是一种基本的诉求，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诉求。让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稳定生计，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并成为市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前途问题的根本之道。

　　具体而言，涉及两方面的责任。首先是企业的责任，应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其次是政府的责任。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城市政府应拿出切实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摆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而是要通过赋予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完整的合法权利，通过重塑“世界工厂”里的平等劳资关系，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将“世界工厂”建设成一个劳动者权利得到更好保护、劳动价值得到更大体现、更加文明的“世界工厂”。（据《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第19期）